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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法制下人文关怀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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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发表于 2021-10-12 20:42:12 [显示全部楼层]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0 81
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封建时代,以“春秋决狱”为审判方式的两汉比一些严格按照律法来定罪量刑的朝代显得更具有人文关怀。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后,汉朝的法制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囿于封建时代下思想的局促性,其以人文关怀见长的“春秋决狱”制度在如今看来依旧是落后的。以下便就“春秋决狱”的具体内容对其进步性与落后性展开阐述。


一、“春秋决狱”的进步性
(一)限制重刑主义泛滥,缓和社会矛盾
汉初继承秦律,同时也继承了秦朝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重刑主义思想。汉武帝后,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因此,虽然汉朝以相对温和的儒家学说为主要统治思想,汉律的制定上依旧是严苛的。其后更有张汤、赵禹等酷吏增加大量律令条文,使之“禁网浸密”。若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百姓恐将怨声载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春秋决狱”如一场润物无声的春雨压制了汉律下的熊熊烈火。
如果说封建时代的律令条文是有且只有一副的枷锁,那么被统治下的百姓则不论高矮胖瘦都要戴上那副统一的枷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董仲舒便依据春秋经义,针对各式各样的疑案进行判定,写下了《春秋决狱》,凡二百三十二事。如今遗留下来的可见案例仅有六例,其中一则案例是这样的:甲父乙与丙相斗途中,甲以杖击打丙,却误伤了乙。按照律法所说,殴打父亲应当枭首。而董仲舒却判他不当坐罪,理由是“挟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殴父也……君子原心,赦而不诛”。在这则案例中,体现了“春秋决狱”的“亲亲”、“原心论罪”的主要原则。其中,“原心论罪”的一大进步之处在于,能够灵活变通已有的律法条文而不是只注重客观犯罪事实,通过对罪犯的主观犯罪意图的考量,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甚至免除刑罚,避免了不必要的冤案出现,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二)维护国家统一
在“春秋决狱”中,“君亲无将,将则诛焉”以及“亲亲”、“尊尊”的原则,通过重惩谋逆篡上的行为以及加强纲常伦理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如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便引《春秋》中的“臣毋将,将而诛”,认为应当重惩刘安之罪。这与前面所说的用“原心定罪”的原则减免刑罚似乎成为两个对立的极端。可见春秋决狱并不是一昧姑息纵容犯罪,而是最大程度上为统治者维持统治服务的,一面从轻决狱,维持社会稳定,一面从重决狱维护皇权统治。
(三)限制皇权膨胀
有学者指出,“春秋决狱”也是“儒家学派限制皇权膨胀的一种努力”[ ]。如景帝时,窦太后欲立景帝弟梁王为太子,袁盎引《春秋》中宋宣公立太子不当的教训说服了窦太后。又如董仲舒治狱一例中有一大夫与君王外出涉猎,君王猎得一小鹿命大夫送走,大夫中途遇母鹿便将小鹿放回的事件。大夫没有遵守王命,也没有劝谏君主不应在不恰当的时期捕猎小鹿,本应受到处罚,但最后自行将小鹿放回,符合时令,弥补了君王的过失,因而功过相抵。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尊尊”的表现,但在我看来,大夫违抗王命主动释放小鹿的行为更可以看作是对君王权力的限制。虽说作用可能并不大,但在监察力度、权力监督与制衡体系相对薄弱的年代,大夫的不顾王命可以看作是对君权的修正,自觉地起到了对皇权的限制作用。这也是以儒家经典治国为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够得以实现的,君主要想成为明君,需得以儒家经典来检讨自身行为的缺失。
(四)推动法律的儒家化发展
汉朝的统治者发现,儒家经典中的“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的原则,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观念有利于维护皇权统治[ ],因而大兴儒学,巩固统治。儒家思想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
依旧以现今遗留下来的董仲舒的六则治狱案例为例,一名妇女的丈夫淹死于海上,她的母亲将她改嫁。按照当时的法律,丈夫在下葬前妇女不得改嫁,否则以人妻罪处之。但董仲舒认为,该妇女乃是顺从母亲的意愿,并非自己追求淫荡,故不应治罪。这则案例除了体现有“原心定罪”的原则,还暗含了“尊尊”的原则。因为该妇女之所以没被坐罪,主要是因为她顺从了母亲的命令,符合当时对妇女应顺从尊长的要求。可见“尊尊”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上可至君臣秩序,下可至父母与子女的秩序。将“尊尊”观念援引至法律之中,无疑加强了社会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同时也更好的巩固了统治。
二、“春秋决狱”的落后性
许多学者对于“春秋决狱”的否定评价主要是认为它太过强调主观意图,在司法审判上不够严谨,解释权掌握在审判者手里就容易有罗织罪名的隐患。如刘师培指出“春秋决狱”乃是“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和,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私”。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虽然“春秋决狱”理论上确实便于奸吏徇私枉法,但史籍上未见详细记载,相反,现存的一些史料,如上文举出的多是关于“春秋决狱”的进步意义。所以,其否定影响只是一种可能。但如今以现代法制观点来看,“春秋决狱”还是存在一些落后色彩的。
如董仲舒的另一治狱案例。某人收养一子,其子长大杀人犯罪,他将儿子藏匿起来,按照当时律法本该处以重刑,但董仲舒引《春秋》之义“父为子隐”,不当坐罪。“春秋治狱”中有“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承认“父为子隐”的合法性[ ],汉宣帝甚至将它明令为法律。我以今人视角观之,认为此举有纵容犯罪的隐患。假设某人杀人犯罪,他的家里人将他藏得很好以致官府无法查出真凶,将会导致有多少悬案?诚然,儒家思想中,家庭观念很浓厚,但在法律中太有人情味则在司法上有失公正。
“春秋决狱”因其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而见长,也因其人情味过足而见短。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汉朝的法条繁冗而法制体系不够健全。然论其历史影响还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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